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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义词连用现象是古汉语复音词产生的主要途径之一，而动词又是词汇中较大的一宗，本文就两周时期金文中的动词同义词连用现象了一些考察，这些对我们正确理解两周时期的铭文内容都会大有裨益。本文通过分析成都平原出土铜曲刃戈形器的形态、尺寸、重量、细部特征、出土环境、使用状况等，并将其与考古出土的曲刃玉/石戈、曲刃玉斧形器相比较，提出铜曲刃戈形器是对玉/石质地曲刃戈的大量复制，是宗教、礼仪等相关活动中使用的器具，约创制于公元前13世纪，流行年代下限约至公元前9世纪。"引河沟灌大梁"是古代事史上的水攻战例，也是封城市生命个周期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事件，对封城市发展影响深远。此次水攻，文献记载极其简略，前贤关注不够。本文在复原大梁城城墙和城门的基础上，再将王贲"引灌"前后大梁附近河道的变化呈现出来，依此反推出王贲灌大梁城时的引水地点和筑坝方式。临汾辖区陶寺类型遗址有二百多处，经研究，在龙山文化时期，陶寺类型文化的主人，控制了临汾盆地。从整体看，其聚落群的组合多为金字塔模式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表象。其文化特征是完全统一的，反映了人们在统一的礼制规范下进行生产、生活，是同一个族团。陶寺城址是这个庞大族团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核心，是这个族团的国都。陶寺古城前期的主人是帝喾，后期的主人是帝尧。冥婚源于殉葬，出现时间当为春秋末期，随时代不同而称法各异，经考证，在唐太宗贞观至唐高宗显庆年间，才有了"冥婚"这种称呼，并延续至今。作为一种民俗，冥婚从起源就受到儒家的批判，但因其与人情有相契合之处，在后世虽然屡屡受到正统思想的反对，但却不能被湮灭。从魏晋直到唐代，冥婚流行于上层社会；宋元两代，风俗大变，火葬盛行，冥婚一度消歇。直到明清之后，才又死灰复燃。随研究视角的不同，冥婚或被视为凶礼，或被视为嘉礼；冥婚研究中尚存在一些问题。王景荃主编《河南佛教石刻造像》，网罗式地收录诸多河南佛教单体造像，为学界了丰富、详实的参考。笔者认为，其中刊布的荥阳大海寺遗址出土二十余件唐代石刻菩萨像，属于武周至晚唐各个阶段遗物。这组菩萨像很可能基于《维摩诘所说经》卷1《佛国品》，旨在于建立一个由菩萨行而成就的佛国净士，劝化并饶益一切众生。在次可文物普查过程中， 博物馆图书馆文物库房发现线装日记手稿《东游琐记》一册。此日记未注明写作年份，记录日期从八月二十日起，至十一月十二日止。日记记录了作者从家乡成都出发东渡日本求学的事宜，涉及留学的准备过程、航行路线、途中见闻、交往的人物以及到达日本后购置的书籍书目与食宿、学费、书购衣的花销等内容。通过对《东游琐记》内容与作者背景、反映的人物关系、行文风格与笔迹三方面考证，本文认为，《东游琐记》作者正是晚清学者吴虞。吴虞，近代思想家、学者，早年留学日本，因五四时期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而产生较大影响。胡适称他为"思想界的清道夫"，"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"。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，速战速决、灭亡的图谋接连遭遇失败，于是转而锐意南进，谋求侵占南亚、东南亚地区。 是其南进战略的重要一环。这对在 进行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和统一战线活动的文化界人士、爱国民主人士的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。时刻关注日本南进战略动向，深入分析研究，制定应变措施，指示 党组织未雨绸缪，早作准备。 沦陷后，他成功指挥了一场秘密大营救，将这些文化界人士、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悉数撤离 ，安全转移至大后方。这次行动部署及时周密，各方联动，并取得重大胜利，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。秘密大营救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、粤港党组织的壮大及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龙是瑞兽，几千年来，一直是的政治—文化符号。作为艺术形象，龙在传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中极为常见，成为学者反覆讨论的对象，特别是它的早期形象，海内外争论很多。龙是想象的动物，它的艺术形象，有所依仿，又充满艺术变形。本文参考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，以桃花庄龙纹觥、浉河港龙首觥和海家村铜爬龙等商代、西周的青铜器为主要线索，并与古文字中龙字的构形和演变相印证，讨论了龙在早期艺术中的基本特点：棒槌形双角、菱形额饰、垂花形鼻饰、锯齿状牙口，以及菱形和三角形搭配的身尾花纹，指出龙是模仿鳄鱼、蜥蜴、蛇等爬行动物，并对围绕饕餮纹的争论重新梳理，指出饕餮纹的主体是龙首纹的面部特写，牛角兽面、羊角兽面都是它的变形。